嘲笑河南人无异于嘲笑自己
赵新兵在书中写道，河南人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的缺点在其他中国人身上都能找到。嘲笑河南人无异于嘲笑自己。
来自于河南的许多人都喜欢指出河南只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河南是人口最多的省，就像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样；河南的农村与城镇居民比例同中国的总体比例基本一致。
在中国人以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自豪时，河南人也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提醒其他省份的同胞：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历史上几个朝代的都城都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境内，造纸、活字印刷、火药，可能还有指南针也都是在河南发明的。
也许是为了回应负面报道，河南省政府主办了研讨会，并在全国各地巡回展览，宣传河南的悠久历史。这种巡回宣传还有吸引沿海城市投资和技术的目的，凸显中国人策略的精髓：通过致富赢得尊重。
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锐说，成功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近期将经济提升到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努力看来获得了回报。在这个传统小麦产地，生产速冻饺子及其他预加工食品的工厂正蓬勃发展。现在河南味精产量占中国的近一半，在各地销售的火腿肠中，每10根就有7根产自河南。
河南省会郑州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借助于运输业的繁荣，给本地政府要成为“中国芝加哥”的宣传增添了一些分量。在目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不容易再犯几年前建立“中国的麦当劳”那位商人的错误。阿庆嫂集团的女董事长柳娥回忆说，曾有一位把河南人称为笨蛋的上海人辱骂过她，而现在，她已拥有了15家连锁餐馆。
40岁的柳娥说：“河南人可能说话直率，但我认为这是优点。”

2005年6月1日作者卫雨在网上发表了自己写的《也谈河南与河南人》，文章如下：
“亦狂亦侠亦温文”在人民网上的贴文——《河南应当对于中国有较大的贡献》，引题较好，但论证实在糟糕！通观全文之后，可以很自然的发现，作者把河南人和中国其他省份的人放在对立的角度来论证，自然结论没有信服力。
本人就承接这个话题，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首先，对一个较大群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归纳其与其他群体的差异？对一个多大范畴的整体才能更加准确地归纳其特征？
河南人口近一亿，是否都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糟糕呢？是否大部分都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糟糕呢？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是对象搞不清楚。对象都搞不清楚，岂不是乱弹琴！
事实上，河南人和其他中国人共性的特征远远大于差异，某些人所认为的河南人的缺点，在其他每个省份的人中一点也不缺少。
当在批评、指点河南人的同时，是否应该想想自己以及自己周围的人是否也是应该被批评的对象。五十步笑百步就不好了！
某些人把对部分河南人的坏印象泛滥扩大到整体河南人，甚至人云亦云，不仅没有逻辑观念，更重要的是没有现代人文的理性、独立精神。
我建议大家看看柏杨——一个河南人——所著的《丑陋的中国人》，是怎么从更准确的对象范畴来反思中国的酱缸文化的。
其次，一个问题有内因，也有外因，都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部分河南人“老土（信息不通达、教育落后、穷困）”、“不洗澡（北方水少、穷困）”、“抠门（家庭经济困难）”、“造假欺骗（市场经济漏洞、法制不健全、穷困）”等遭人诟病的缺点，除了自然环境因素，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和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有关，所以我个人觉得徐光春书记提出要尽快致富，通过提高河南的竞争力来提升河南人的形象，比较正确，抓住了关键！也就是说，河南在“形象”这个问题上，首先重视了“内因”！
但一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绝对离不开外因。河南长期以来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缘何在近现代成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呢？为何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就遭人诟病呢？
除了迁都（政治中心转移）、近代化和工业化（经济重心转移）、现代化（经济重心、文化中心转移）等不可控的因素，战争是导致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最重要因素。战争使得河南人远走他乡，战争使得河南饿殍遍地、人相食。汉末、晋朝军阀混战，南北朝列国征战，中原百姓南迁江苏、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开发了南方，还有一些人成为了客家人；唐末农民战争，河洛、固始百姓迁居闽台，成为闽南人；宋元战争、元末农民战争大批河南人又迁居江浙，河南则人烟稀少，明初大批山西人迁入河南等地；近代的军阀征战、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加上“水旱蝗汤”，致使河南毁坏惨重、十室九空，大量人口迁往陕西、甘肃、新疆，甚至中亚。
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在建国后，河南经济社会曾有一度快速发展，但在大跃进、文革中遭受了最严重的受伤，河南农民以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而把粮食供给了大城市和工人，信阳事件中饿死那么多人，惨绝人寰，却被一些人有意掩盖着。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河南又一度快速发展，但国家对河南农业大省的定位，让河南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遇到了很大的障碍。河南是中国第一农业大省、第一农民大省，我们今天要关注“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境遇让人心疼，更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资本积累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对农民“有债”！
经济基础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经济基础是万万不能的。河南没有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建国前还有一所重点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建国后被四分五裂），河南的基础教育问题很严重，却又有多少指点嘲讽河南的人士去为河南人成长的迫切要求认真呼吁过？沿海有这个优惠、那个政策，国家又给了河南多少优惠政策？更关键的是，河南的外出务工者数量全国第一，为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又有多少指点嘲讽河南的人士认真关注过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又有多少人以建设性的心态面对民工的“缺点”呢？
中国的成长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河南的成长也需要一个务实的省内环境和一个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省外环境。
最后，河南人民不是应该对国家有所贡献，而是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河南人民对国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贡献，如何有更大的贡献。
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河南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中国思想、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军事等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灿若满天星斗，毋用多言。如果少了这些，整个中国古代将黯然失色。河北虽为慷慨悲歌之地，但河北的慷慨悲歌之士远不如河南的多，也远不如河南的重要。陈胜（中国农民起义第一人）、张良（不仅勇刺秦王，而且辅成刘汉，为千古谋士之师）、花木兰、少林寺十三棍僧、岳飞、史可法等，他们的事迹被千古传颂，不在荆柯一人之下。
单是在近代和现代，河南虽为内陆，现代文明开化较晚，但也并非乏善可陈。开近代植物学先声的吴其浚、开创新理学（为生命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宗师冯友兰、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崔琪，最不济河南籍的院士也有几十位。袁世凯虽有帝王梦，但好歹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站在客观全面的角度看问题的话，袁世凯也还是对历史有不少贡献的。徐世昌也是民国总统。京广铁路工人大罢工，有力地展示了我国工人阶层的力量。近代河南虽不像湖南那样出了那么多军政枭雄，但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河南人总是能挺身而出，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杨靖宇、彭雪枫、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的常香玉、数不清战死在朝鲜的志愿军……这些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是全中国人的骄傲。
如果看看当代，河南就为国家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前，河南的农业为国家的工业资本积累做出了莫大牺牲，河南丰富的煤炭等矿产资源无偿调往全国各地......改革开放后，河南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但近十多年来，河南的人均GDP由倒数五六名上升到中游的十八名、总量GDP上升到全国五六名，中西部地区第一名……这些无不显示着河南人民的勤劳、克服困难的毅力和智慧！与此相对应，河南英模人物层出不穷，焦裕禄、史来贺、张荣锁、任长霞；河南感动中国的人物层出不穷，民间环保大使——田桂荣，民间抗击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火车下就儿童的民工兄弟——李学生，英雄教师——靳伟杰，苍生大医——郭春园，一人勇斗四歹徒的——付建州……他们感动了河南、感动了温州、感动了深圳、感动了厦门，感动了中国老百姓。此外，文坛上文化豫军熠熠生辉、空军中四分之一是河南的生力军、最年轻的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柯.……河南必将对祖国有更大的贡献！

2005年8月27日，《福州大学报》发表作者易申礼的文章《来自黄河的“天问”》：
“今天，在中国十个人中有一个是河南人。然而，如今的河南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有一句口号正在广为流传——‘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这里的‘河南人’与另一句流行语‘防火防盗防河南人’中的‘河南人’一样，已不再是对生活在黄河中游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简单称谓，它已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贬义词，充满着复杂和蔑视的意味。”
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被这本书的前言深深吸引和震撼，接下来我便一口气读完全书，并且是怀着气愤的心情读到最后一页的。作者马说以朴实的言语和犀利的文风，批判了社会上歧视河南人，特别是歧视河南民工的种种现象。他怀着对河南这块土地和几千万河南乡亲的深情写下了发自肺腑的声音，对各种丑化河南人的现象进行了辩解和反驳， 并列举了河南人“至忍至韧、至刚至坚、重利轻义”的品性，提出了“自尊自省、自信自强”的恢复河南人名誉的方法。字句里饱含着激情又透着理性，话语中既有愤懑又有宽容。
地域歧视和民工歧视，其根源在于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在此基础上，某些“发达地区的人们”便产生了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看不起那些从河南等欠发达地区来的民工。在繁华的街区，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打扮时髦的女士遇到路边的民工时掩鼻而过，甚至还向民工们投来轻蔑的眼神。然而，她们可曾想过，如果没有这些被称之为“破坏市容”的民工们，这美丽的城市将会变得破损不堪、臭气熏天，根本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市容”。广大民工们承担了那些“城里人”不愿做的又脏又累的工作。（我不排除极少数民工的不法行为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但这毕竟是少数，少数不能代表全部！）城市能够没有这些民工吗？
党和国家采取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努力，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工农业产值迅速攀升，率先进入了富裕地区的行列。同时，中西部省区的民工们掀起了一场“向沿海进军”的浪潮。“然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注定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如何对待落后地区的人，目前已经到了亟须解决的时候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应该沉醉于舒适与安逸之中，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那些“站在街上全身掉土”的农民兄弟。不应该看不起中西部落后地区，看不起生长在那里的勤劳淳朴的农民。殊不知，沿海地区经济腾飞除自身的努力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山西的煤炭、新疆的石油、西南的水电，还有产量全国第一的河南粮食”。当那些终日鄙夷河南人的“某些人”在餐桌上享受美味佳肴时，他们可曾想到，饭碗中所盛满的不仅仅是白米饭，更是几千万河南兄弟的血汗与泪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工业基础是建立在中国农民无偿奉献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无私奉献，中国的工业化将无从谈起”。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市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洋气和傲气”，中国的农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贫穷，勤劳朴实的河南老乡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土”！河南是中国的第一大省，农民数量也是全国第一。那些终日生活在洋房、大厦里的“城里人”啊，“中国的农民为你们作出了重大贡献，河南农民为你们作出了巨大贡献，歧视河南人，就是歧视全体中国农民！”
小学一年级时，学过两首诗。一首是《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另外一首是《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那时候我只有七岁，只知道背古诗挺有趣，背出来了老师会给我奖励，然而这短短几十个字背后的真正意思我却似懂非懂。长大后，我读到了一篇又一篇令人震撼的新闻内幕，目睹过社会众多的真人真事。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在我的周围，那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就是当代的“蚕妇”和“陶者”！此时，我才真正读懂这两首诗，才真正理解那短短几十个字背后所藏着的无数痛苦和辛酸。当代的河南农民、当代的中国农民就是“蚕妇”，就是“陶者”！他们竭尽余生默默地为祖国建设一座座现代化大都市，然而很多农民家里住的是四壁透风的土屋，手中端着的是半碗红薯糊糊，身上穿着的只有褴褛的衣衫和穿孔的布鞋，还有他们那些渴望上学却交不起学费的孩子……
同在一片蓝天下，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在河南乃至全中国的那些勤劳、朴实的农民头上散布阴云；同是炎黄子孙，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对他们“另眼相看”，在他们脚踏的土地上划下一条“分界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永远是农民的儿子，是祖国人民的儿子！”伟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 
“如果嵩山能够发声，黄河能够呼喊，那么，今日的“天问”一定会是：河南人，你咋了？河南人，你招惹谁了? ”  

《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9月5日发表作者刘方志的文章――《河南人首先也是中国人呀》，他的文章如下：
作为一名在河南生活多年的南方人，我认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淳朴的民风才是河南的主流形象，河南人从没有真正超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亮点的范围。故而，我对于近年来非常火热的河南人形象的大讨论中的过激语言，有着非常坦率的反感。河南人首先是中国人，很多的人早已离开这样的原则，这是非正常的言辞甚嚣尘上的关键因素。 
…… 
河南人首先是中国人，中国人首先是一个整体，打击彼地，抬高自己，最终损害的还是自己的自豪感，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不错，很多地方的人士通过打击河南形象获得了优越感，但是这种优越感是自私的心理满足，它建立在误会和夸张的基础上，注定不可能被主流社会所承认，最终只能说明自身的浅薄和苛刻。 
当下，个体注重个性的张扬，地域文化也越来越强调自身的优越性。这应当是无可厚非的。中国灿烂的文化正是由众多个性的地域文化所组成，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正是受益于鲜明的地方特色。但是，宣扬与众不同，不能主张惟我独尊；宣扬彼地特色，不能盲目自大。“横幅事件”就早已成为一个难以磨灭的笑柄，教训殊为深刻。 
这样的教训不仅适用于地域，而且适用于一个个具有鲜活思想的人。套用一句名言也许可以这样说：他们骂河南人时，你不说话；他们骂东北人，你还是不说话……后来，他们开始骂你，你这时发现，已经没有人为你说话了。
总而言之，大家基本希望和要求都是：深圳警方应该向河南人道歉。
七．专家对此案的观点
除了新闻媒体和网友关注“首例地域歧视案件”外，全国很多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十分关注此案，他们纷纷发表文章谈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笔者不妨选择一二。
2005年4月20日何向东教授在《检察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首例地域歧视案河南法院应回避》的文章，他“挑刺”道：
任诚宇和李东照二原告之所以要起诉深圳公安局龙岗分局，是因为他们认为，被告下属机构龙新派出所对二原告家乡的地域歧视和对整个河南籍人群的否定性社会评价，不仅严重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而且直接损害了二原告家乡及所有河南籍中国公民和河南籍侨民的声誉和名誉，伤害了二原告对家乡的感情及对家乡应有的荣誉感，因此被告的行为已侵害了二原告作为河南籍中国公民所应享有的名誉权和精神健康。
“歧视河南人”的说法是否成立，是否造成对二原告的侵权，对此笔者不敢妄议。但对于河南法院受理了这起地域歧视案，从程序方面来说，我却认为不妥。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就是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从河南高新区法院受理了任诚宇等二人的起诉来看，法院显然认为他们的起诉符合这一条件。 
这里就出现了问题：既然河南这家法院已经作出判断认为任诚宇、李东照因为是“河南人”而与本案有了“直接利害关系”，那么显然也可以推定河南这家法院内的工作人员因为是“河南人”都与本案有了“直接利害关系”。对此，《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因此，如果作为“河南人”可以起诉深圳公安局龙岗分局的话，那么作为法官都是“河南人”的法院是应当回避的，也就是说河南的法院都应当回避这个案件。 
因此，我认为对于这起地域歧视案，任诚宇、李东照可以依法向被告住所地的深圳的法院提起诉讼。而由河南的法院受理该案，显然是不合适、不慎重的。

还有专家认为，如果地域歧视仅仅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于“民间”，还只是一种不健康、不公正的舆论倾向和文化现象，但一旦有行政、司法、传媒等公共权力涉嫌歧视，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涉嫌歧视的行为主体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且其行为也会因为违背公正原则而受到舆论的谴责。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非歧视政策是一切公权力必须恪守的底线，因为在力量强弱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公权力的任何歧视倾向，都可能给被歧视群体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这也正是近年来各种原有的歧视性政策受到广泛批评的原因。
2005年5月24日《西安日报》发表了记者采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焦洪昌的专访：
记者：本案原告提起了名誉权之诉，但从更深层次来看，本案是否属于侵犯公民平等权的案件？ 
焦洪昌：我觉得这个案件是复合诉讼。首先案件涉及到当事人的名誉权；然后，案件也涉及到宪法对公民的平等保护问题。这两个诉讼的内容是竞合的。 
记者：竞合之后，公民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 
焦洪昌：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特定的河南人的名誉权受到侵犯为缘由。什么地方都有好人，什么地方也都有坏人，如果有关机关用个别来指代整体，就涉及宪法对公民的平等保护问题。政府部门悬挂横幅的行为和一般侵权不同，实际形成了地域歧视。从这个角度说，本案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侵犯名誉权的同时也有地域歧视的因素。 
记者：有人认为地域歧视案的发生，是出在行政机关的行为方式不当。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焦洪昌：尊重人权、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问题。“尊重”首先是有关机关不作为，而“保障”则是有关机关的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政府不能侵犯的，所以首先是政府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不作为，对所有人享有的尊严和权利不能侵犯。而平等要求所有人都应有责任尊重任何人的人格。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尊重人权不仅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定义务和宪法义务，所以有关责任人的宪法观念、宪法意识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没有形成“尊重人的权利是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平等”的观念是本案之所以发生的主要原因。 
记者：从学理上说，在本案中，有关机关是否构成违宪？ 
焦洪昌：谁会成为违宪主体？广义来看，援引宪法，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企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以及全体公民都可以成为违宪主体。狭义的违宪主体，在国外，强调更多的是重要的国家机关、国家领导人。国家机关违宪，要承担宪法责任；宪法首先规制立法机关，立法机关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转化成法律权利，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具体到这个案件，涉及到对公民名誉权的侵犯，进而我觉得可能构成间接违宪。 
记者：“间接违宪”怎么理解？ 
焦洪昌：它可能直接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然后间接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来判决？首先要找普通法律，假设本案在普通法律中找不到裁判根据时，再看宪法能否提供依据。如找到宪法作为裁判依据，这就是宪法适用，即适用宪法解决民事纠纷，保护公民权利。 
记者：除了法律规制，有没有更好的化解方式？ 
焦洪昌：我觉得，通过行业自律和行业规范来解决，可能更具有现实性。对此加以立法势必造成强大的国家公权介入自治社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中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第三部分：行业。行业自律达到一定程度，就能解决大量属于国家干预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化解地域歧视现象，最终应该朝国家立法的方向发展；但首先应提倡行业自律（包括政府自律），通过行业自律解决歧视问题。 
记者：本案与宪法适用有什么关系？ 
焦洪昌：本案谈不上宪法诉讼，但假如把涉及名誉权的法律规范找遍了，还是找不到救济途径，法官就可以引用宪法平等条款加以救济。适用宪法解决民事侵权案件，就有利于解决中国宪法长期以来不能进入诉讼、通过法院适用来解决纠纷的问题。这意味着不断扩充宪法所明确的公民权利，权利一旦被侵犯，可援引宪法实施救济，从而使宪法起到填补公民权利保护不足的作用。 
记者：如何看待本案在今年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位置？ 
焦洪昌：人格权在人身权里边处于最高层次。本案把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这个话题提出来，使得宪法对公民的平等保护有可能向纵深和更高层次发展。 
记者：如何通过个案推动宪法权利保护的不断完善？ 
焦洪昌：第一是媒体。媒体的作用不是影响个案判决，而是抓住个案所反映的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关键点，加以宣传。第二，一个国家的法治推进，法学教育承担了很大责任，法学院在对学生进行法学训练的时候，应侧重于将以往的成案编成教材，组织案例教学，让学生参与讨论。第三就是在民众中形成对个案的关注，形成对公民权利关注的意识。 
我们需要逐渐扩展权利资源的生长空间，让民众参与法治进程。当然，个案中民众的参与，不是参与到个案审判中，而是参与到通过个案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长期从事公益诉讼的职业律师、中华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主任吴革先生一直关注着此案，他期望此案能继续诉讼、成功审理，因为形成判例之后将更有威慑力。
这只是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和意见。
八．案件延迟开庭
众多媒体和众多读者都在等待着开庭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等待具有历史意义的审理结果。然而，事实令人十分失望。
案件定于5月23日上午开庭，当8时50分任诚宇、李东照来到郑州高新区法院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法院决定推迟案件的审理。但法院向他们承诺：很快就会开庭。而没说开庭的具体时间。
审理推迟进行并不是因为“管辖权异议”，而是由于诉讼内容涉及到名誉权和平等权，产生了重叠和竞合。法院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已经邀请了专家来对此进行论证。
在李东照看来，深圳市龙岗派出所此后的道歉行为与他们提起诉讼无关，“他们在道歉书中还表示，当地确有河南籍犯罪团伙，显然是在为自己悬挂横幅寻找理由，也是对我们的挑战。”他猜测：不排除庭外和解的可能。
到底为什么不按时开庭？是河南省人民不愿意伤了对方的和气吗？不会吧，歧视河南人者不是认为河南人素质差嘛！素质差的人怎么会懂得什么是和气呀！是河南省政府有关领导打了招呼吗？更不会，因为政府是不应该干预司法审判的。何况人们常说――法律是无情的，法律是公正的，法律是严肃的，法律是神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笔者的一位朋友说：“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此案，如果不能正常进行，大家对法律的含义将产生新的看法。”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正的知情者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的领导也守口如瓶。这不免让尊严受到侮辱的河南省人民以及感到自己所作所为理由充分的深圳警方产生种种猜测，更让全国关注此案的专家学者、正义者在产生种种猜测的同时，也产生些许失望。
一位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此案如果夭折，那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是中国法制社会建设的悲哀，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就在这时――5月25日，一位叫赵娇的大学生发出了响亮的吼声，他在《海峡都市报》上呼吁：“地域歧视案别不了了之”。
赵娇说，开庭时间被推迟，让人们担心：作为全国首例地域歧视案的公益诉讼会不会在行政干预下不了了之？这样一个原本可以普及非歧视理念的案件会不会被“协商”掉？全国媒体对此案的空前关注已经折射出这样的信息——此案不是“一笑泯前嫌”的事情了，而成了对各地、各行业都有警示意义的标本。
但是，中国人历来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从深圳、河南两地对此案的反应来看，我们也隐约看到了这种心态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深圳方面放不下面子、河南方面不希望跟深圳搞僵关系，应该是两地政府的真实心境。问题是，两地政府的“协商”不仅影响了法院的正常审理，对原告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两位勇敢的河南人能否坚持下去，是一个问号。
赵娇在他的文章中还写道：曾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这起全国关注的“地域歧视案”要想在不受外部干扰的状态下审理，就不能将它放在当事的河南或深圳法院审理，现在看来，此言不假。案件推迟审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告任诚宇和李东照也不知晓，全国关注此案的人们只有等待，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

此后，案件审理一直拖延。笔者曾问任成宇：“这个案件到底什么时候审理，会不会不了了之？”
他回答：“不了了之不可能，早晚要给个结果的。”
2005年10月21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指挥处副处长吴周伟在回答一家报纸记者采访时称，龙岗分局目前没有收到郑州市高新区法院的开庭传票，也不清楚该案的进展如何。　　“这件事情大家都淡忘了，当初停职的民警早就复职了。”目前龙岗分局的各项工作都很正常，没有因为这起地域歧视案有所改变。